【大紀元12月9日訊】11月17日——2006年2月7日，新加坡美術館舉辦高行健——「無我之境 有我之境」畫展，展出六十幅作品，包括十幅新作。這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在亞洲舉辦的第一個回顧展。身兼作家、劇作家身份的高行健，其水墨畫也同樣受世人矚目，他在全球各地已辦了超過1930個畫展。

高行健的水墨畫所表達的內省的深邃，不同凡響，扣人心弦。黑白對比，乾淨素美，空靈飄逸，含蓄耐品。他拋開社會觀念的沉重枷鎖和虛飾累贅的主義，沉醉於純然情感與知覺的表現中。簡潔洗煉地表現內心的世界，天人感應，生命的困境和孤獨惆悵。揮灑寫意，在具象與抽像之間，充滿禪味兒。

「畫是沒法說，語言窮盡之處才有畫。」高行健說，畫家最敏感的就是現實現刻，似乎很接近禪的狀態，然後去體驗它，感受它。「當我閉上眼睛，我試著去看到東西，在黑暗中，仍然有色調，有光環，是可能存有視覺的。我試著捕捉那些幾乎看不清的影像——一幅畫就此開始。」

把不同層次空間的透視感，通過「第三隻眼」靜觀的「內心視象」，構成在一個整體的畫面中。如此兼具獨創性與傳達性，涵蓋了人類思想感情的心象律動：孤苦、迷惘與希望、感悟交替。

「我以為繪畫恰恰是對自我的超越，一雙冷眼，抽身觀審。惹奈(法國畫家)把這種境界稱之為孤獨感，我從東方人的感受出發，不妨說是靜觀。」

高行健對不可知的神秘，心懷敬畏。我流連於他的《聖地》、《深不可測》、《冥想》、《覺悟》、《空》、《妙不可言》等畫前，感觸到打坐時天目所視及修煉之境。他吸取水墨畫的東方精華，運用令人懾服的技法，自創一格，韻味十足，受到當代藝術評論家的重視，好評如潮，稱讚他的創作是把傳統中國文化融入現今時代的傑作。

屏幕上的高行健黑T恤，瘦弱，清淡，和善，樸實，一望而知的文人風骨。他含笑憶及98年來新加坡的情景，留下美好的印象。手術初癒，人在巴黎，未能成行。

高行健1940年生於中國江西，1962年畢業於北京外語學院法語系。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飆中，高行健下放農村勞動五年，暗中寫作，被妻子告發，忍痛含淚燒燬十公斤一大箱小說及劇本創作手稿，也燒燬了夫妻間的姻緣。「在中國，我不能相信任何人……當時的氣氛已經被毒化，人們已經被洗腦，甚至你的家人也可能背叛你。」

78年開始發表小說。八十年代初鄧小平當政下的中共當局發動「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高行健的劇作《絕對信號》、《車站》、《彼岸》受到強烈批判，被打成「精神污染」，其它作品也遭到查禁。他也一度受到嚴密監視。醫生誤診他有肺癌，當得知當局有意將其送入勞改營時，便逃離北京，在長江流域漫遊了十個月。

後來以畫養文，專攻水墨。85年辦畫展，獲得國際聲譽。87年應邀赴德國與法國進行考察及學術交流。1989年「六四」後，他抗議天安門屠殺，宣佈退出中共。在巴黎寫了以「六四」為題材的戲劇《逃亡》。大陸當局公開點名批判，開除公職，查封他在北京的住房，所有作品被禁。高行健說對中國大陸那套體制徹底反感，除非政治環境改變，否則他再也不回到那塊土地。

95年長篇小說《靈山》的法文版出版，引起轟動。96年劇作《生死界》上演。98年《一個人的聖經》出版。2000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以表彰「其作品的普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說藝術和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成為百年來，第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華人作家。

為了配合畫展，美術館於11月20日下午在新達禮堂舉行「高行健雙語國際論壇」，探討與高行健寫作、繪畫及戲劇相關的課題，借此提高公眾對高行健多元化作品的認識。由新加坡美術館理事莊永康先生引導，介紹了五位資深望重的主講者。

來自澳洲悉尼大學的陳順妍教授首先發言。她將高行健的主要作品翻譯成英文，認為高行健的巨著《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與曹雪芹的《紅樓夢》一樣，是自傳性的小說，表現了不同方面的自我，心旅歷程。表現了在極端敵對的外界環境下，集體對個人、個性的壓抑扼殺，個人維護尊嚴的悲哀和掙扎。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對自我的殲滅之後，高行健對任何足以對左右個人心理，引誘作家背叛文學及自我的力量（意識形態、理論或市場因素等等），皆保持十分警惕。

法國普羅旺斯大學的杜特萊教授是高行健的好友，他和妻子共同將高行健的小說和劇本翻譯成法文。杜教授用清晰順暢的華語，笑瞇瞇地向聽眾分析高行健的作品在法國廣受讀者喜愛和評論家好評的原因。一是異國情調的吸引，高行健的作品浸濡著中國古典文學之風，傳承老莊哲學和禪宗精神，獨特新穎的現代寫法，純正的中國味道，（小說中的風景如山水畫，對白富有禪意。）適合法國人的審美觀和趣味。其二法國人對高行健在專制暴政下，堅持個人自由和尊嚴的勇氣很敬佩。

香港中文大學的方梓勳教授說，高行健的探索創新對戲劇的貢獻較大。他的《八月雪》是對禪的體悟和表達，天馬行空的想像力，逍遙游的自在，以平常心、開放心來嘗試一種兼收並蓄和全新的戲劇形式。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柯思仁博士談到一個「邊緣性」問題。高行健長達半世紀的流亡生活，選擇在大中國以外的邊緣地帶，對政治與文化進行冷靜超脫地反思。這對處於中國以外的（邊緣位置的新加坡）華人社群來說，或許是一種相當恰當的參考。不少大陸作家雖有成就，但他們摻雜政治元素的民族情意結太強，對中國問題有很深的沉溺。高行健無疑是中國當代作家中最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雖然這不能使中共當局滿意。高行健有意把自己安放在邊緣，卻站在了舞台最正中的位置。

北京中央美術學院與中國國家美術館的陳履生先生通過投影大屏幕，展示多幅中國畫，侃侃而談。中國水墨畫素有詩書畫合一的傳統，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歷代文人雅士樂此不疲。由於特殊時期的原因，這種傳統被割斷，被政治思想滲透，成為宣傳工具。如這幅《大煉鋼》的政治運動場景，江蘇國畫院的《人民公社吃飯不要錢》等。高行健的畫在國際上倍受推崇，在國內卻幾乎無人知曉，包括堂堂美術院院長。只有少數人私下研究。欣賞高行健的水墨畫，難以剝離其與文學的關係。他的畫和文學內容互為補充、印證。由中國傳統的寫意出發，以創新的技法，融會貫通，魔術般地散發著神秘氣息，流露內心深處的積澱，表現出了一位「懷疑者和洞察者」在文字之外的另一種表達方式。

流亡給高行健創作的生命和自由。「人們很難想像中共現政權還在向精神施加的淫威。新聞檢查至今非常嚴格，此外自我審查還沉重地壓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一個人想避免空頭大話越來越難。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向來是互相加強的。只要歷史還在結結巴巴不講真話，流亡的寫作就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須的。」

《靈山》是一部朝聖小說；《一個人的聖經》是對文革的清算，即「我的」見證。

高行健在演講中闡述「文學切入現實的表層，深深觸及現實的底蘊；它揭開假象，又高高凌駕於日常的表象之上，以宏觀的視野來顯示事態的來龍去脈。」 他將西方文學技巧和純粹的東方精神融為一爐，呈現出詩意的神秘、哲學的深沉以及戲劇的張力，作品深深觸及了共通的人性，和音樂一樣本身就超越語言的障礙。

他是個很真的人，不媚俗，不軟弱，人格獨立。長期以來默默從事著相當孤獨的創作，飽受打擊，自甘寂寞，自得其樂。不求認同，不求回報。他視野寬闊，觀點精闢，從小說、戲劇到繪畫，探索尋找生命的真義一直是高行健的精神本質。

他堅信創作是生命存在的證明，唯有在文學和藝術的創作中才得以自救，創作如同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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