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29日德國柏林舉辦的一場讀書會上高行健先生談到了他在1989年北京天安門大屠殺發生後主動退黨的事情：

“我是黨員。我是黨員也是一個偶然。我被迫到農村去勞動時我連個團員都不是，後來我居然成了黨員。這是由於當時我們那裡的一個幹部，他說你要在這裡待下來的話，你得入黨。那我當然說是啊，我沒有想到我有一天要回到北京去。“你這麼一個知識份子從北京下來，你想要在這裡安下來，你不是黨員你怎麼混哪？拿個表去填去！”這樣很快就填了個表。這當然也是自我保護的一個安全措施。在他的庇護下我就這麼混入了黨內。後來天安門事件發生以後，這個黨我也不要了。我就公開聲明我退黨。”

在讀書會結束後回答新唐人電視臺駐德國記者提問時高行健又一次談起他對退黨的看法：

“我恐怕是第一個公開在報紙上宣布退黨的中國人。我覺得我必須要做這麼一個表示 - 在這個大屠殺以後。我說了文學不從政，我反對文學從政，但是你還是有一個政治態度的。在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前面應該表示自己的態度。所以那個時候我表示一個態度不是作為一個作家，而是作為一個人來表示自己的態度。”

另外針對目前900萬中國民眾的退黨大潮，高行健表示：

“是，在法輪功的報紙好像他們談到大量的退黨，到底是不是有這麼多人退黨我當然是不很清楚。但是我想退黨和入黨都是自我選擇，沒有什麼可指責的。誰願意退黨，誰願意入黨，那是他個人的選擇，個人的政治態度。有時候甚至是和利益聯系在一起，我們也知道，很多人加入黨不是因為什麼信仰，而是由於利益，得到什麼好處。那這個退黨要退出，我想這是出於一種信念要退出，有什麼不好？我就反對作家進入某種黨派。”

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特別是道教和佛教影響的高行健先生的處世哲學基本上是一種遁世隱士的態度，與世無爭：“我覺得作家最好的位置，藝術家的位置是他自己的工作，而不是那些社會負擔。”他還談到他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實在招架不住，得病了幾年：來自各方面的壓力，邀請，疲勞，身體大病了一場。”

在讀書會上，高行健先生還親自為聽眾閱讀了他的作品的兩個片斷，選自他的小說“一個人的聖經”。本來高行健在法國不再想寫中國題材，但是他最終還是不能遺忘他在中國的經歷，寫下了這部小說，而且涉及到“中國的非常近的現代史上的一個災難” 。

談到為什麼起“聖經”這個題目，高行健認為：“其實聖經是一個集體記憶的結晶。到現代來講，這種集體的記憶往往變成一個官方的政治的歷史，這種大寫的歷史，跟政治權利是聯系在一起的。這種歷史已經寫得很多了，所以我想作為一個作家不必再去寫這種歷史。況且這不是一個作家的事情，他應該寫人的歷史，一個個人的歷史。”

（高行健給他的讀者簽名，大紀元圖片）

今年已經66歲的高行健先生在談話中依然顯得精神十足，而且在法國他還在繼續他的創作。

“國籍對我來講我覺得是不重要的，正像用什麼語言來寫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有話好說。重要的是人的聲音。”

讀書會是目前正在柏林世界文化中心舉辦的中國文化藝術節的一個組成部分，共有8位來自世界各國的中文作家將和他們的讀者們見面，其中還包括來自北京的莫言，余華和張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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